學會把握“危”和“機”的辯證關系，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員干部反復強調的重要方法論。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扎實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推進中國經濟逆勢飛揚指明了工作思路和方法路徑。

　　把握辯證思維，科學研判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憂患就是在“治平之事”中看到“不測之憂”，在高歌猛進時不忘風險雷區。這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要求。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報告時，一口氣列舉了黨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對黨的高級干部來說，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準備。鄧小平講改革和開放的時候也強調：“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

　　當下中國社會各種矛盾風險源，各類矛盾風險點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甚至有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的可能。從國內看，既有“三期疊加”的影響持續深化，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也有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帶來的短期較大壓力。從國際看，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我國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這樣的局面十分罕見、十分復雜，但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客觀環境。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處理不當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風險發展成大的風險，局部的風險發展成系統的風險，國際上的風險演變為國內的風險，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領域的風險轉化為政治風險，最終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危及國家安全，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辯證思維就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善于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把握辯證思維，就要在一帆風順時如履薄冰，在按部就班中舉輕若重，在山雨欲來時防微杜漸。當情況發生了變化，就要順應變化適時作出調整、作出應變，絕不能麻木不仁、顢頇迂腐，絕不能鸚鵡學舌、邯鄲學步，在防范和應對重大風險上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保持戰略定力，從容應對挑戰

　　把困難想得充分一些，把風險估計得嚴重一些，并不是說要自己嚇自己，更不能因之而真的嚇倒自己。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是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害怕風險或躲避風險，意欲完全消除風險或消除全部風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保持戰略定力就是化危為機、危中尋機。

　　戰略定力的“定”在于不驚慌失措。從來良藥苦口，針砭刺骨，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轉型，吐故納新，怎么可能沒有陣痛，怎么可能沒有代價。從發展起來前到發展起來后，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從快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從經濟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處置“僵尸企業”到穩定房地產市場，刺破膿腫當然會鮮血淋漓，但這是走向健康的開始。這種擺到面前的風險固然會引發社會一時的不適應，會讓我們很疼，但并不可怕；反倒應該警惕的是病急亂投醫的左右搖擺或得過且過、飲鴆止渴所導致的潛在的更大風險。

　　戰略定力的“定”在于不急于求成。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從大國邁向強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來不會立竿見影，也不要幻想一蹴而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在相當長時期內，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斗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須面對被人們用西方發達國家的長處來比較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責的現實。我們要緊緊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義無反顧地沿著認準的方向、走對的道路、做好的事情走下去、做下去，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良好態勢、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貫徹下來，落實下去，現在這一切看似唬人的風險就會消弭于無形，新的偉大奇跡就會不斷產生。

　　轉變發展模式，實現化危為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確定和不可預測危機的客觀存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沒有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預期目標。確實從表面看，我們現在經濟運行中出現了許多“不利”數據，面臨著許多“不利”局面。但如果仔細分析這些數據，仔細研判這些局面?？梢钥闯銎鋵嵸|是我們過去那種習以為常的發展模式開始持續不下去。經濟社會中出現了困難和挑戰，客觀上提供了過去所不具備的堅持新發展理念、實現科學發展的條件。

　　面對危機，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立足辦好自己的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努力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F在，我們正面臨著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具體來說有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下行時期正是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的機會。這個時候，不是你愿不愿意去調整的問題，而是不調整就沒有活路，這叫危機推動。沒有危機和壓力，要想改變過去的發展方式，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干。但是現在，不轉變不行了。特別是著眼于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我們必須要抓住用好這個時機。

　　第二，降低不合乎國情與發展階段的經濟預期。這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相當多的群體從中受益，同時，一些社會群體開始出現不合乎國情的預期。以房地產為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國現有的資源條件約束下，城市人均住房30平方米是我們的基本水平。生活好的群眾自然可以自愿多花錢住好些，但大多數的社會群體恐怕沒有這樣的能力?？汕皫啄攴康禺a市場上連經濟適用房都在100多甚至200多平方米，老百姓想買小房子都買不到。住房首先是用來居住，然后才能談投資，不能本末倒置。我們不反對少數群體追求財產性收入的要求，但這必須建立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已經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經濟發展出現暫時困難，有助于降低不合理的預期，對實現健康發展是難得機遇。

　　第三，雖然現在經濟出現困難，但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巨大成就，使得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可以保證，社會可以保持穩定。而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個人，過一段緊日子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比如，政府壓縮一些不合理的行政開支，企業調整一些浪費的行為模式，一些群體少些奢侈炫耀性消費，這都有助于改善不同社會群體間關系，贏得社會對政府更多的認同感。

　　概而言之，如果能在危機當中切實轉換發展理念，切實轉變發展模式，真正走上科學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我們就能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真正實現化危為機。